Social Science in SNP(7)
1.极端的反对者往往认为自己是“懂王” Extreme opponent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know the least but think they know the most, Nature human behavior
文章是以转基因食物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作为研究背景，作者发现那些对于这项技术表示强烈反对的人往往是对相关的知识了解最不清楚的人群，同时他们认为自己是最了解这项技术的。这种“低客观知识(low object knowledge)“与”高主观感知知识(high self-assessed knowledge)“之间的差距，导致了人们对于极端态度的表达。客观知识使用的是一些与基因食物相关的问项，例如”是不是所有的动植物都有DNA“，主观感知知识则是通过量表进行测量。作者还采集了不同国家地区人们的态度，算是一种稳健性的检验吧。 回想起最近跟接种疫苗、佩戴口罩、是否fengcheng相关的极端言论…你就会发现”懂王“无处不在了。
2. 如何体面地结束一段对话？Do conversations end when people want them to? PNAS
来自上个月我很喜欢的 long-term attitude change 的作者 Mastroianni 【感觉他做的东西真的都蛮有意思的】说的是一个特别常见的现象，在两个人进行对话的时候，往往其中一方会错误估计对方希望结束对话的时间。简单来说就是…其实对方早就想结束这段尴尬不失礼貌的对话了，但自己会认为对方还想继续进行对话。这个自我和他人感知的差异(self-other discrepancy)其实常见在不同的场景中，例如买礼物和收礼物，或者是捐赠物品和接受物品，又或者是发送消息和回复消息。这种跟 social interaction 相关的问题确实都很有趣！
3. 自私的富人与慷慨的穷人 Social status modulates prosocial behavior and egalitarianism in preschool children and adults，PNAS
文章发现了如果让人们觉得自己处于低社会阶层(low social status)的情况下，人们会更愿意进行利他的行为。在第一个实验中，同一个专业（心理系）的学生被告知自己的专业是全校排名前列的 vs 是全校中垫背的，随后看看人们愿不愿意帮助实验者捡起掉落在地上的笔。它们发现那些被告知了心理系是全校垫背的学生更愿意帮助实验工作人员捡笔。而在实验二中，作者用完成个人任务的质量来manipulate了被试的水平，被告知完成水平较好的学生被认为是high social status，随后在小组任务中通过隐藏的摄像机记录，让第三方评价他们在小组任务中的行为。那些low-status的参与者会表现出更强的亲社会的属性，同时也更愿意与他人进行交流(他们事前被告知同一个小组的都是在个人任务中水平一样的参与者)。其他的实验就不一一赘述了。
这个研究给我的感觉就是…怎么说呢，如果是当时还是很fancy的 真实行为测量，外加命题是跟这种identity相关、社会平等相关的问题。但现在看的话，一是对于social status的操纵不同的实验之间差别挺大的，无论是对身份还是对答题成绩，都跟我理解的social status不完全一样。例如，如果心理系的学生知道自己的系在学校当中排名不太好，那么他会不会为了“给心理系正名”，从而做更多的好事呢？这种想法显然就不会在小组任务的实验中成立，但是你无法排除在当下场景中的可能性。这也是multiple studies的好处——为了多次重复结论。
4. 根治在大脑中的利他行为 Equitable decision making is associated with neural markers of intrinsic value, PNAS
在传统的经济学模型以及进化模型中，人类都被设定为是自私的，其他的利他、亲社会行为，例如合作、参与捐助等最终的结果都是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这篇文章希望argue的是，在很多情况下，即便没有任何外在因素的感染，人们还是会放弃自身的利益，选择进行利他的行为。这种亲社会和利他的 行为，可能反映了人们内在价值中关于公平(equity)和慈善(charity)的想法。在进行脑部活动的检测中，作者发现，当人们进行了不公平的决策时，大脑中的脑叶前部(anterior insula)作为主观情绪的区域会做出反应，即不公平的决策主观上会带来不愉快的情绪。这表明了，从大脑层面，人们其实不希望进行不公平的决策。因此，作者认为对于亲社会行为，不仅仅是一种对外部压力的反馈，也会受到一种内在的激励措施所影响。
5. 探究人们是如何通过心智简化进行计划设定 People construct simplified mental representations to plan, Nature
人们在制定计划的时候会考虑两个不同维度的因素，一个是制定计划的有效性(efficiency)，也就是说由于环境是复杂的，人们的认知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如何尽可能快速高效地进行决策是人们需要考虑的因素；另一个因素是灵活性 (flexibility),说的是复杂的环境也需要计划能够灵活变通。因此，人们在进行计划的时候需要有一个更高层次的维度进行抽象，来提取与计划相关的信息，从而简化思考的流程，提高决策效率。
两种不同的简化模式对应的就是不同的任务场景(task construal)。文章通过建立一种计算模型(computational account)来模拟人们在进行计划当中的决策模式，证明了人们在进行决策任务时同时考虑了计划的有效性与灵活性。
6. 视频场景遏制了创意生成 Virtual communication curbs creative idea generation, Nature
在后疫情时代，视频会议成为了居家办公的标配。文章探究了对比面对面的交流，视频会议是否会影响人们的创意生成。通过多种不同测量方式：实验、文本分析、眼动数据；同时在大样本的参与者当中进行实验。作者发现由于视频交流会让人更多的关注在屏幕当中，从而视野和想法都“变窄”了，进而抑制了人们的创意生成。
这个文章我第一次见应该是在2019年的marketing job 上，当时一作应该还是Stanford GSB 的博士生。那时也没有pandemic，在线办公是一个现象，但也不算是主流。作为研究菜鸡的我也只是觉得ta做研究的方法很有趣。这样一晃眼三四年就过去了，这个问题变成了更重要的研究问题，重要到足够发nature…
7. 可被保证的即时奖励减少了经济拮据者的短视行为 A guaranteed immediate payout reduces impatience of financially constrained individuals, PNAS
一个经典的跨期决策场景是让参与者在近期小额选项（今天拿100元）和远期大额选项（下个月拿200元）之间进行权衡。对于经济拮据者而言，在这个决策任务中他们有两个看似矛盾的动机：一是希望能够马上拿到钱解决燃眉之急（选择近期小额选项），二是希望储存资源用作未来不时之需（选择远期大额选项）。而以往的研究都认为，相比于经济宽裕的参与者，经济拮据者选择近期小额选项的可能性更大，也就是说，人们会更“短视”。
研究者们认为，通过增加一个可被保证的即时奖励(a guaranteed immediate payout)能够让人们意识到他们需要对有限的资源进行优化，也就是说，他们更能够明白规划未来是更重要的。
我觉得从现象来说，我相信是个robust effect，由于最简单来看，拿钱的次数也变多了，人们更愿意选择现在先拿一次，未来再拿一次（相比于之前的Option B）。但从理论创新的角度来说，这个效应似乎很早就被验证过了，即所谓的跨期决策中的偏好逆转。或许是文章关注了经济拮据者的决策行为，所以能发PNAS？不是很确定文章的创新处…
8. 关于人们使用语言的理性起落 The rise and fall of rationality in language, PNAS
前段时间有篇很火的“中文已死”的文章，关注的是人们的语言表达受到了外部影响变得越来越浅显和苍白。这个文章从另一个视角——公开出版物的遣词造句来探索人们使用语言的变化。这些出版物涵盖了1850-2019年在google nGram数据库中的记录。作者发现，在1850年后，那些代表理性的词语（“determine”, “conclusion”, etc）出现的频次先是提升了，而代表感性的词语（“feel”, “believe” etc.）在下降；然而在最近几十年的文本中，词语的使用出现了逆转——人们更多表达自己的感受，而减少了使用代表理性思考的词语。用类似的方法，作者也发现了人们越来从集体主义转向越来越注重个人主义(collectivistic to an individualistic)。这些从数据中发现的现象出现在了虚构小说和非虚构小说中，且与Google search的文本搜索趋势是高度一致的。
9. 75,000美金的幸福感 Experienced well-being rises with income, even above$75,000 per year, PNAS
有钱真的会更幸福嘛？记得多年前，央视记者在街头尴尬地问路人”你幸福吗？“，留下了一脸问号的受访者。在进行自我审视的过程中人们有两种不同的自我感受的标准，一种叫当下的自我感受(feelings during the moments of life, experienced well-being), 一种叫回顾的自我感受(evaluation of their lives when they pause and reflect, evaluative well-being)。研究者们通过问卷调查发现，人的主观幸福感受随着收入的增加会显著地提升。但当年收入超过75,000美金后，这种影响的效应就变得不显著了。研究者们给出了一定的解释：在收入不高的情况下，人们用钱来解决生活中日常的必须开支，解决温饱问题；但当收入达到一定数目后，人们会转换到如何”维持“现有生活水平的思维。
这个文章有意思的点来自它声称的数据集是来自http://trackyourhappiness.org/ 一个帮助人们更好地记录自己感受的app，我在网上也搜到了他们最新的iOS版本的appTrack Your Happiness 。我只能说现在为了做研究，还要懂iOS开发了嘛。
10. 填鸭式教学的”错觉“ Measuring actual learning versus feeling of learning inresponse to being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classroom, PNAS
感知即真实吗？显然，这除了是一个哲学问题以外，也是在教育行业中老师们面临用什么教学方法时面对的问题。我们究竟要选择学生们认为更好的教学模式（feeling of learning），还是要选择能够带来更好学习效果的模式（test of learning）。与此对应的，老师们应该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active instruction）还是用传统的教条式经验教学法（passive instruction）是一个现实的问题。研究发现，在采用passive instruction（lectures by experienced and highly rate dinstructors）中，学生的自我感觉更好，但实际上成绩更差；而采用active instruction（following best practices in the discipline），学生觉得课程难度更大，自我感觉更差，但实际上成绩是更好的。
这是一个很普适的道理：人们总愿意选择自己感觉更”简单“的模式，比起自己参与，停课自己需要付出的努力更少，但这么做似乎忽视了自己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只不过在实际的教学中，或许active/passive并非非黑即白，不同教学模式的结合可能最终的效果才是更好的。
（拖更好几个月了…下半年要更努力才可以鸭~）
